柏林是赤裸的。
它牽繫著太多的情感，當站在柏林街頭，總是能聽見它握住的那一束缺憾，呢喃的低唱著一味淡淡的憂傷。在柏林，你感受不到巴黎的浪漫、巴塞隆納的熱情、倫敦的驕傲、紐約的放肆、東京的浮誇，唯一有的，就是高傲面具下，生存的韌性，那股韌性，鹹鹹的... 不帶情緒。
在柏林的第二天，氣溫15度上下，溫度適中、微雨，而今天的行程，柏林圍牆。
二戰後，柏林被一劃為二，自60年代開始，一堵石牆，開啟了美國、蘇聯之間的較勁，西邊的資本主義與東邊的共產主義，至此對立，鐵幕手段將歐洲自中截斷，結了一道深深的鴻溝，劃分了不只地形地貌，更劃開了宣告冷戰的區界。三十年來，反對共產的人民不斷叛逃往西，講著同樣語言的種族，被迫禁錮在石牆的二頭，走不出也越不進，一直到80年代末期，雷根總統在布蘭登堡門前的演說 "Tear down this wall ! " ，呼籲共產政權正視集團主義的自由，才正式打破柏林圍牆幾十年來深植德國的分化形態，修補歷史的傷害。
站在柏林圍牆的遺跡邊，許多德國人夾雜著遊客，正視著眼前的照片牆，每一張圖像都記錄著二戰時期，納粹血腥屠殺的證據，種族清洗政策明知是如此違反人道，但當時卻有數百萬人趨之若鶩加入納粹政黨，他們大量殺害猶太人、波蘭人、吉普賽人，甚至同性戀者與政治立場異議人士，人性的良善與美好，在那個時代似乎被視為一種懦弱，抵制懦弱並昇華自我種族的高尚，藉口 "純淨血統" 清理門戶，讓 "殺人" 成為合理的行為在心裡妥協，結合集體意識的推波，"屠殺" 便更是能為所欲為。
照片記錄的是歷史，但在歷史當下，記錄的卻是恐懼。
讓我想到一部08年的德國電影，『Die Welle』，中文片名為『浪潮』，片中討論極權式的獨裁政權是否仍會重現在德國? 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，先入為主會認為，專制政權的發生，應該是建立在社會不公、高失業率、民族意識高漲的動盪政權下，那是"歷史"曾經，而非自由的"當下"。
但往往，忽略了"群體歸屬感"的力量，並不會隨著時間流而消失，它其實存在在人類的血液裡，只待找到投射的起點，便待隨時引爆，一個 "權利與服從" 的中心思想建立，短則只需幾天的時間，長則能演化成失控的末日，可怕的是甚至無需冷確期。
而電影末段，當人性面對權力服從的命令而必需違背良心時，這個 "群體歸屬意識" 的情感理智便倍受考驗，論證了19世紀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 Milgram 的 Milgram experiment 結果，人類的變態心理似乎是與生俱來且普世的。
若將此論點談回納粹，在當時納粹死亡營裡，有許多納粹醫生必需服務上級的指令，從事人體醫學研究，或施以毒針毒氣殺人，而醫生這個職業，本該是救世救人的，卻只因 "權利與服從" 的心理驅使而無止盡的殺害無辜 。
在照片牆的記錄裡，有一頁納粹醫生的手記，他提到，他們之所以殺害戰俘，都是不得已的服從，殺人的不是他們，而是 "上級"，他們也感到痛苦，但紀律便是力量，不服從紀律，便無法成就霸業，因此，犧牲是必要的手段之一。當然，這樣的研究並非要我們去諒解納粹的作為，而是了解戰爭的起因，與戰時人性的殘忍，像一塊塊的拼圖，沿著線索拼湊，其實都是有跡可循的。
如同納粹興起的原因，廣義來說，來自一次大戰後龐大賠款的經濟壓力，加上當時社會局勢的變動不安，漸漸的形成了一股群體歸屬意識，演化成強烈的民族自我保護慾望，直接也間接的催生了法西斯主義，導致爾後的戰爭與屠殺。
面對照片牆，不禁反思，納粹萬惡背後所背負的原罪，對比凡爾賽合約的字字枷鎖與反法西斯同盟在一次戰後的作為，是否有更多值得探討與深思的地方，善與惡是一體二面的，只是掙服世界的作法不同，因此觀感各異，但仍舊脫離不了關係。
歷史，終究是已發生過的事，無法輕易的忘記，而柏林，像是一個深烙在歷史書頁上仍舊帶著淡淡血跡的城市，好像無論經過多久，只能緘口背負著控訴的一隅方州。讀著照片牆的字句，望歷史傷痕能被時間治癒，而已走過的錯誤，能不再世代過繼，讓它慢慢地，走入時光的軌跡裡，不帶情緒。
旅記記錄時間點 : 2009年 10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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