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現戴高樂

這裡的空氣是冰氣的，但陽光是燦熱的。
這些年，幾乎已忘記歐洲的陽光留身上的那一度體溫是什麼感覺了。

再度飛往英國的那天下午，佇在巴黎戴高樂轉機，望著整片偌大的落地窗，看著窗外一架架不熟悉的飛行物體，卻是搭配著那麼樣的熟悉的陽光的氣味，我說氣味，真的，是氣味，一個城市就該有屬於它的氣味，不論好壞。

很慶幸在轉機的途中，遇到台灣一間電子公司的董事長，跟著董事長在戴高樂暢談了幾個小時，中途還加入另一位略懂中文的法國女士，分享在北京工作的趣事，也聽董事長談及對台灣傳統文化的反思，及多年從商之後心繫對社會的回饋。

就在法國女士談及二年前開始課徵的法國富人稅，董事長分享了她的法國富商友人，紛紛轉藉入它國之事，說到在課徵開始，法國當地有許多正向反向聲浪，民眾認為法國品牌因享有made in France之名而起，富人卻在酒足飯飽後拒絕對國家貢獻，即使許多名人因此被輿論轟炸，仍選擇避走離開。

金融海嘯後，整個歐洲頹糜不濟，那時我在英國，充份的感受到英國經濟的節節敗退，台幣對英磅比例從熱點的1: 70 到 後來的 1:46，可以看出整個歐洲體的頹勢，歐元更是一掘不振，巴黎街頭也同時變樣，景點還是景點，但景點以外，流浪漢增多、犯罪率不斷攀升，人民因失業而憤怒，巴黎不再巴黎。

於是乎，法國富人稅這樣的社會實驗，剛好成為歐洲它國研究的實驗體，帶點社會主義的傾向，表面上看似可稍稍力挽狂瀾，但富人稅的稅收，面對法國幾十億的赤字，仍是無解的經濟算式，而避走的企業體，帶走了則是為數更加龐大的貿易經濟，於是，天秤兩端在反對貧富差距的聲浪與自由競爭帶來的錢浪，搖擺起伏，終在2015年初，這個實驗正式劃下句號。

1980年代，英國柴契爾夫人鐵腕的降稅政策， 催化了經濟的活絡，同時根植了貧富差距的幼苗，其它歐美各國同樣進入資本主義世代，幾過些許年後，富者富、貧者貧，但倘若限制了經濟的走勢，則是否富者貧、貧者愈貧?

在戴高樂機場的三人對談中，法國女士說著，還有是很多的法國富人選擇留在法國繳交那為數龐大的稅費，他們認為這是義務也是種社會責任，正巧與董事長的理念相合，她認為對社會的回饋是凌駕於財富之外的另一種人生價值，而我，則是還在學習傳遞價值的方式。

一場轉機的偶遇，見識了不同觀點的價值論說，巴黎的氣味合著手上那瓶綠色氣泡礦泉水，翻騰上升的氣泡，翻轉的心境。








事件記錄時間點 : 2015年 4月 17日